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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为实 全球化并不等于自由贸易

戈莫里的演讲简单明了,易于听众接受。比如,他在斯科茨代尔演讲说:多数经济学家错误地将全球化等同于自由贸易。这是因为经典的“贸易利益说”建立在一个尚不清楚的前提假设基础之上:假设每个国家的生产力都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并且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可以将这些资源放在一起大量生产某些产品。利益随着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贸易而发生转移。大家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提高了贸易双方的国民收入。公平而言,这是经济学的重要观点,因为势力强大的实业家们多年来错误地认为保护企业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而实际上这仅对他们自己有利。但是,如果固定生产力的假设不是现实的限制条件,欢迎大家重新对此进行经济推理。
  当生产力不固定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提高生产力即提高生产有价值产品的能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从而使得先进技术通过跨国公司的活动由发达国家传入发展中国家,这也恰恰是全球化得以存在的条件。戈莫里和鲍莫尔认为,全球化不等同于自由贸易,而是自由贸易和生产力改变的总和。两人将其比喻成“一种全新的球类游戏”。戈莫里和鲍莫尔写道:“美国用半导体交换亚洲国家的T恤衫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贸易,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得明显的贸易利益。但是,当美国公司在亚洲而不是美国建立半导体工厂和研发机构时,就会使生产力发生变更。没有哪种常识或经济理论可以解释别国生产力的提高会对自己的国家有利。”
  以印度为例,假设美国企业在印度建立使用前沿技术生产高端微型芯片的新工厂。因为印度追求这种高价值的经济活动,所以这种变化会促使其工资水平提高。对于美国来说,这既是件好事也是件坏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更富有的印度人将成为美国出口产品更好的客户。随着工资的提高,印度工人对美国劳动力工资的威胁也会减小。从消极的方面来说,美国从印度进口产品的价格会越来越高,因为印度的工资水平在提高。最重要的是,这会使美国现在具有优势的、十分重要的微型芯片产业面临亏损的风险。结论是:从总体上来看,并不能保证这些变更对美国有利。贸易经济学家承认戈莫里和鲍莫尔的理论框架是正确的,实际上它建立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存在的一些理论的基础之上。但是经济学家有些怀疑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做点什么。戈莫里和鲍莫尔的研究表明:如果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当其平均工资水平提高到美国平均工资水平的1/4或1/3时,贸易的净影响将趋于负值。同时贸易伙伴国的大小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伙伴国的人口众多,那么美国将先遭受损失。这听起来像你所知道的哪个国家呢?
眼见为实
  戈莫里指出的另一点似乎很明显,但却被广泛地忽视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背离会非常显著。对美国企业来说,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工作岗位和先进技术是明智并且是有利可图的,但是这种做法却极大地伤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此一来,对股东的责任与作为美国公民对国家的忠诚之间就存在了严重的对立,这令许多美国企业的执行官感到非常不舒服。
  如果了解一下在戈莫里游说过程中人们对其所举例子的反应,你就会发现正是人类的本性助长了旧观念的气焰。他说:“只有当人们已经接受了某种观点后,该观点才能令其信服并充满吸引力。”
  换言之:人们很容易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很难相信自己不想相信的事。我们关于全球化影响的理论或关于国家和企业固有冲突的理论是多数经济学家不愿意相信的理论,当然从事这种活动的企业也不愿意相信。所以,问题的根源在这里,而与观点本身没有关系……喜欢它的人一定会相信它,而不喜欢它的人肯定不愿意相信它。这种作用的强大力量简直让人无法相信。
  戈莫里发现自己的听众也开始变得沮丧起来。“我听到过一些十分形象的问题,比如,‘假设你说的话是对的,你希望我们怎么做?难道因为他国的发展伤害了我们,我们就要把它轰炸回石器时代吗?’我的意思是说,人们说自己束手无策只是一种非常情绪化的反应,并且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因为只要看看其他国家的行动,就会发现它们都在这么做,而且一直在这么做。”
  戈莫里的意思是,中国、印度以及任何雄心勃勃的发展中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吸引世界主要的公司向自己的国家传输新技术、设置高增加值的工作岗位。企业要获利,国家要提高GDP,政府就要寻找能够满足双方需求的协议。过去,对于美国公司来说,获利和提高GDP常常是一致的;而现在,企业要到别的地方寻求利润,这就牺牲了美国的部分GDP。戈莫里说:“很明显,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给予那些按我们的期望行事的企业一些奖励,这样才能重新调整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戈莫里认为,应该根据美国本土企业工人所增加的价值调整企业税率,如果企业单位工人所增加价值比较高,则支付较低的税收;反之,则支付较高的税收。这样可以鼓励企业将高增加值的工作岗位留在国内。
这一建议虽然不是灵丹妙药,但可以作为一种尝试。如果没有遭到大家的集体反对,我们就可以广泛开展关于各种可能矫正方案的辩论。首先,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正如戈莫里提出的那样:“这是系统的问题,并不是‘恶人’的问题,因为我也是‘恶人’之一。”作为利盟公司(Lexmark,1995年从IBM分离出来的一个打印机公司,年销售额达50亿美元)的董事会成员,他也曾支持将生产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国家。他解释道:“董事关心是股东的利润,因此我们需要改变这个系统,但目前是不可能的,因为政府仍然像对待那些代表国家利益的企业那样对待这些企业,而实际上这些企业并没有代表国家利益。”
  我们赢了吗
  当今世界的发展让我们开始怀疑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在未来能否实现双赢。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到一边。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经济学家保守了两个世纪的、很难被发现的秘密。当经济学家声称就连传统的经济学模型都能证明自由贸易对国家有利的时候,他们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玩弄权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基本贸易理论指出,在贸易中存在受益者和受害者。例如,如果从中国进口便宜的纺织品,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工人将面临失业,而其他美国人会从较低的纺织品价格中获益。斯密、李嘉图等人证明:受益者获得的收益要比受害者遭受的损失多。到那时为止,贸易问题还比较简单。但是后来,贸易问题出现了惊险的飞跃。经济学家仍然认为某些美国人获得的收益要比另外一些美国人遭受的损失大,并以此证明贸易对国家有利。那么他们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主要的贸易反对者丹尼·罗德瑞克说:“当声称贸易对整个国家有利时,多数经济学家都无意识地为自己罩上了一层道德面纱。 除掉经济学家的面纱,他们就变成了政治达人。”
  正如罗德瑞克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告诉你是贸易问题,在其他任何背景下,我们都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假设我对你说:“我要从你那里拿走5美元,然后给另外某个人6美元。请问这是件好事还是坏事?”没有人能马上下结论说:“哦,应该是好事,因为我们已经创造了1美元。”大家想知道在这一过程中谁是受害者,谁是受益者?这是通过什么机制实现的?
  事实上,经济学家理解导致“贸易利益”的不确定性原因,但他们很少愿意去解释: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有时候要比其效率利得大。换言之,如果一些人(消费者)从贸易中获得6美元的收益,而另外一些人(非熟练工人)损失5美元,经济学家将两者加起来得到1美元的“效率利得”。受害者遭受净收益5倍的损失,而总的来说我们“赢”了。有了这样的例子,来自于象牙塔的自由贸易利益与现实中的失业问题相对立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罗德瑞克的观点很难被理解,常常被忽视,但却是不可或缺的:贸易利益的产生完全是通过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实现的。换言之,在你看来,贸易的经济利益越大,受害者所遭受的损失就越严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贸易利益的创造是通过经济活动的重构来实现的。在前面的例子中,南卡罗来纳州纺织工人丢掉了工作,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寻找报酬更低的工作。与此同时,那些到沃尔玛和塔吉特百货公司塔吉特百货公司(Target),成立于1962年,市场定位为高级折扣零售店,是美国第一家提出打折概念的商店。——译者注  购物的人可以从外国提供的低价产品中受益。但是通过对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和效率利得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经济学家一直在打着科学的幌子兜售所谓的“贸易利益”思想体系。这实质上是文化力量的问题,而不是语义的问题。经济学家所标榜的自由贸易对国家有利的传统思想,导致了惯性思维的产生。这种惯性思维正是戈莫里、布林德和我们现在正尽力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多年来经济学家内部也有许多人一直对这种把戏感到不舒服。与李嘉图处于同一时代的纳索·西尼尔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1790—1864),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代表作有《政治经济学大纲》和《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译者注  说:“经济学家可能会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增加财富(通过其支持的自由贸易),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一超出经济学家视野的方法值得推荐。” 西尼尔写道:“有一位作者曾经指出某给定行为是财富的产物,为此应该赞许拥有财富就等同于快乐的荒谬想法是有罪的。”一个世纪以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天才莱昂内尔·罗宾斯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1898—1984),英国经济学家,曾任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长。他不仅研究抽象的经济理论,也研究应用经济问题和实际政策问题。曾批评新古典学派,为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他将经济学定义为“系统研究各种目的与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代表作有《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理论》和《经济思想史中的经济发展理论》。——译者注  在20世纪30年代本着类似的精神撰写了引起广泛辩论的宣言,来敦促其同僚们弄清楚经济学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罗宾斯认为经济学的能力在于,它能够表明采取某项政策会导致x或y的发生。但是判断某项政策的好坏则属于哲学和政治学研究的范畴。罗宾斯为经济学家能够就这些问题进行公开辩论而感到十分高兴,但是他始终坚持认为在确认经济学边界时应保持诚实。这种观点激怒了他的许多同僚,这些人极力希望经济学能够成为像物理学一样的科学。毕竟,如果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不能明确告诉总统和首相该做什么,那么他们还有理由与经济学家进行交流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学家编造了所谓的“补偿原则”。他们认为,从本质上来说,自由贸易为受益者带来的收益足以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并且能够使他们的境况变好,因此经济学家可以得出自由贸易对国家有利的结论。但这是个圈套:这种补偿实际上未必一定发生。它只不过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如果经济学家尽力得出的只能是类似不能令人信服的结论,那么其可信性存在风险就不足为奇了。正如罗德瑞克所言:“自由贸易的利益不可能变成现实,除非这种补偿发生。”
  当然,在现实世界中,对贸易受害者的补偿基本没有发生过。贸易调整援助计划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programs),美国政府通过现金补贴、技术支持和就业培训等多种途经,帮助因受产品进口冲击而陷入困境的企业提高竞争力,帮助因受产品进口冲击和生产能力向国外转移而失业的人员重新就业。——译者注  向来资金不足,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诸如“工资保险”(主要目的是减轻低工资收入者的痛苦)等普通补偿方案也得不到重视,除了少数政策精英外很少有人谈及。
  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如果自由贸易的利益能在美国得到广泛的共享,自由贸易的分配结果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经济正在快速发展,但是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的那样,许多美国人的收入却增加缓慢或停滞不前,这一经济思想上的盲点代价高昂并且不可接受。随着印度、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世界劳动力已经翻了一番,而资本的增加却很有限。无论从哪方面考虑,这对于富裕国家的工人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再坚持认为“无论自由贸易伤害多少人,它永远都是好的”就毫无意义了。
  本文经机械工业出版社许可摘自《向左走,向右走:美利坚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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